饮食是人类生存繁衍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同时贯穿着饮食文化发展史。到了周代，以谷物为主食、水陆动植物为辅食的华夏民族饮食结构基本形成，而这种饮食结构形成的背后，也伴随着饮食之官制的建立。
饮食官制建立的意义，一方面发挥了以食论政、食政融合的作用。比如饮食官制中的百官之长“冢宰”，其中的“宰”本指宰割、调和膳食者，以“冢宰”来命名官员中的最高职务，就是以调和饮食之道来比喻调和、总领百官之道，起到辅佐天子治理邦国的作用。
另一方面，为引导建立符合养生需求、符合自然规律的健康观、生态观，起到了促进作用。比如在关于“内饔”的职责中，就对食材的选择作出了明确要求，类似夜里叫的牛、远望发呆的猪（牛夜鸣则庮，豕望视而交睫，腥），它们的肉都被列为不能食用的黑名单，除此之外，主管饮食之官在饮食制度中对食物搭配、食用方式、渔猎时间等方面的要求，从多角度体现了具有现代应用价值的营养安全的科学健康观、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生态观。
在长期的日常饮食实践与经验总结中，出于对健康养生的需要，在满足基本生存的基础上，对饮食的营养均衡、食用安全、食医结合等方面有了更多的具体探索。这种探索与实践，也可以从《周礼》中饮食之官的设置比例可见一斑。
体现营养均衡健康观的饮食官制周代形成的营养均衡健康观，在主食的种类之丰富、主食与菜肴的搭配等方面体现，与之相对应，周代的饮食官制则呈现出种类繁杂又分类明晰的特点。
从饮食之官“膳夫”的职责，可以大致了解周王室的饮食结构：
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周礼》）
先说主食的种类之丰富。按郑玄《周礼注》中的说法，“六谷”是指稌、黍、稷、粱、麦、苽，大致相当于现代的粳米、黍子、黄米、小麦、大麦、苽米等。除了“六谷”的说法，在“大宰”的职责中，还有“九谷”的说法，将麻、大豆、小豆也作为必备主食。
将上述主食结构与现代健康食谱所倡导的“粗细搭配”对照，可以发现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小麦、黄米、大米等可归为细粮，麻、大豆、小豆等可归为粗粮；不管是“六谷”还是“九谷”，都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食物认知度不断深入的结果，这种主食基本结构的确定，不只是考虑到口感的需求，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营养物质的全面摄入的考虑，由此达到促进人体健康的目的。
同时，为提高主食的加工水平，达到口感与吸收效果的双重效果，在《周礼》中还专设“饎人”、“笾人”等官职。
“饎人”的职责是：“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宾客共其簠簋之实。飨食亦如之。” “饎人”的任务就是将上述“六谷”以蒸、煮等方式做熟，不但供应王室食用，还作为祭祀、宴请宾客之必备。
“笾人”的职责中，有一项为“掌四笾之食”，由“四笾”所涵盖的主食种类之广、制作方式之多，同样反映出对营养摄入的高标准、多方面要求。比如“朝事之笾”涵盖了炒熟之麦（麷）、麻子（蕡）、炒熟之稻米（白）、炒熟之黍米（黑）、形状像虎的盐块（形盐）等等；“羞笾”包括“糗饵”、“粉糍”，单以“糗饵”的做法举例，是将稻米粉和黍米粉合蒸成饼，再敷上大豆粉，以防其粘，这种健康“零食”保证了口感与营养的双重效果。
再看主食与菜肴的搭配。
吃什么样的主食，搭配什么样的菜肴，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体现着源自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营养平衡。在《周礼》中，“食医”职责里就有着主食如何搭配菜肴的具体要求：
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
以牛肉配粳米饭、羊肉配黍米饭等搭配方式，除了考虑到增强食用时的美味程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符合传统医学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寒热温凉等健康观，使食物的酸甘苦辛咸五味、寒热温凉四性达到相宜的原则。
体现这一原则的记载，还见于《礼制·王制》：
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
这种搭配方式，是将食物的五味寒温与自然气候相结合，达到人类健康与自然规律和谐统一的目的。在《周礼》里“兽人”、“庖人”的职责中，同样体现了这样的饮食健康观：“兽人”的其中一项职责是“冬献狼，夏献麋”，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为“狼膏聚，膏散。聚则温，散则凉，以救时之苦也”，即反映了食物温凉在调节人类健康中的作用。“庖人”职责中的“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鲜羽，膳膏膻。”同样反映了食物性味与时节变化、人类健康的相宜谐调。
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认识，虽然在周代时还限于社会发展的原因而与现代研究有很大差距，但也通过长期观察实践，总结出有着现实应用价值的食品原料鉴别理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食用安全性。
比如在开头提到的“内饔”之职责：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膻；犬赤股而躁，臊；鸟皫色而沙鸣，狸；豕盲眡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蝼。（《周礼》）
由动物的外貌特征，而判断其肉质是否有异味，并且明确地提出，这种肉是“不可食”，在某种程度上，对食品安全的严格标准，甚至要超过了现代：牛在夜里叫，它的肉一定像烂木头一样臭；羊的毛纠乱打结，它的肉一定羶味很重；狗的腿内侧没有毛，烦躁不安，它的肉一定有臊味；鸟（包括鸡）毛色暗淡叫声沙哑，它的肉一定有腐败臭味；猪远望发呆、睫毛相交，它的肉一定有腥味；马的背脊发黑，前足有杂斑，它的肉一定有蝼蛄的臭味。“内饔”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依照上面的食物安全判定标准，禁止不合格的食物流入厨房，从而保证健康饮食。
关于食品安全的要求，在《礼记·内则》中也有与“内饔”相关职责相似的记载：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其中的“饐”、“餲”、“馁”皆指食物腐败变质，都是不可食用的；并且，食物的颜色、气味异常者，也都被列为不安全食物。由此也看出当时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愈加强化的食品安全意识。
更进一步看，当时的食用安全意识，还体现于针对不同材质的不同烹饪方式，比如“内饔”还有一项职责：
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周礼》）
对食材的各个部位之名称、特性、品味进行辨别，除了选择合适的烹制方式以利于增强口感外，同时也有保证食材安全的出发点，以避免由于选材不当、烹制不当而对食用者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由周代饮食官制反映的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生态观在周代的饮食之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负责因地因时选择食材，在保证了食材在营养、鲜美等要求的同时，也体现着保护食物资源的意识。此种饮食之官的设置原则，也有着出于人类与自然互相依存的朴素认识。
比如在“大司徒”的职责中，就体现了在生产生活、衣食住行中要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的意识：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周礼》）
这是遵循因地选材的原则，来保证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繁衍生息，保证人类在自然界中与其他生物和谐共处。
再具体到因时选材，更能体现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许多饮食之官的设置，正是出于对动植物繁衍生存的考虑，避免过度捕猎采集，防止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造成的不良后果。这些与饮食有关的官员包括川衡、渔人、兽人、萍氏、雍氏、迹人等等。
比如“川衡”的职责：
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周礼》）
“禁令”的主要内容，则是禁止人们对“川泽”所产的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对自然资源予以严格保护，凡有违犯者，其处罚措施也是非常严厉的。
再如“渔人”、“萍氏”的职责：
渔人掌以时渔为梁……凡渔者，掌其政令。（《周礼》）
萍氏，掌国之水禁。（《周礼》）
这两个官职的共同点，都是为了保护水生资源而设立，严格规定了捕鱼的时间，对不按国家规定的捕鱼行为严厉禁止，其最终目的还是引导人们“以时取之”，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其管理理念，与现代的休渔期制度有着相同的目的。
再有关于保护鸟兽类的法令，是通过“迹人”等官员来执行：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凡田猎者受令焉，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周礼》）
在田猎活动中，同样禁止人们无限制地滥捕滥杀行为，特别提出了禁止捕杀幼兽、禁止撷取鸟卵、禁止用毒箭来射杀禽兽，这些禁令都是为了防止人们打破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防止过度捕猎造成的自然资源枯竭。
这种“以时入之”的食材采集原则，直接体现了当时人们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发展理念，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出的科学生态观，正是在这种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的自主意识下，才能实现天地自然、人类自身、其他各种生物的共存共荣。正如《礼记正义》中所言：“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
周代的饮食官制，对食品原料的选择、主食副食搭配、饮食卫生安全、五味调和养生、饮食健康观念与自然生态发展观念的和谐共赢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可以说，通过周代的饮食官制，能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营养均衡卫生安全的健康观及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的生态观的认识与实践，而这种认识与实践，与现代的健康观与生态观也是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也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