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
“我的心肝，我亲爱的妹妹，你在哪里？从此我再不放你离开我一天，我的肉，我的心肝！一哥在想你，想得要死！”
前后两段话，是同一个人在一段婚姻的不同时期写的。写出第一段话的他大概也不会想到后来的自己竟会写出如此截然相反且肉麻的话。他本憧憬自由恋爱，抵制包办婚姻，却被迫娶了她，也渐渐爱上了她。他，是闻一多；而她，是高孝贞。
图 | 闻一多先生
一开始他是拒绝的1921年底，在清华读书的闻一多收到了一封又一封来自家乡的信，这令他十分苦恼，原因就来自于信中“结婚”两个字。
其实，早在近十年以前，十四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时，父母就给他订下了婚约。对象名叫高孝贞，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比闻一多小4岁，还是他的远房表亲。当时，闻一多考取清华，高孝贞的父亲认为这孩子有出息，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亲上加亲，又门当户对，闻一多的父母便欣然同意了。而这些，闻一多都并不知情。
现在快毕业了，父母怕他出国留学，就栓不住了。即便回来，也二十七八岁了，而且要让高家的小姐在闺中等四五年，也不好交代，因此多次写信催闻一多回去结婚。
对此，向往自由恋爱，憧憬浪漫爱情的闻一多当然是十分抗拒的。但尽管他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也无济于事，最后只能答应这门婚事。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叩头以及不闹新房。可能父母也知道他心里委屈，便同意了。
1922年，举行婚礼前，大家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可闻一多却不肯理发、不肯洗澡，还事不关己地躲在书房给好友梁实秋写信：“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
图 | 年轻时的闻一多
结婚那天，闻一多一早起来又钻进了书房，家里人只好生拉硬拽把他拉出来理发、洗澡、换衣服。但刚换好衣服，一转眼的功夫，他又不见了。眼看外面迎新的花轿已经抬着新娘过来了，却到处找不见新郎。原来，他又回到书房看书了，众人只能再一次拽他到前厅举行了婚礼。
然而，闻一多对婚姻的不满并没有因为结婚而消退。蜜月期间，他一直对新娘子很冷淡，只热心于诗的研究，完成了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
可怎么说，两人现在也已经结为夫妻了，他作为丈夫，对妻子的态度自然是关心和负责的。
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而闻一多也回校了。途经武昌时，他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高孝贞早日回来读书。闻一多讲话一向很注意分寸，但这封信里的态度却是非常的强硬，可见他对高孝贞读书的问题十分重视。后来，在他的恳求下，父母还把高孝贞送进了武昌女子职业学校。
闻一多对妻子学习情况的关心并没有因为到美国留学而消退，他在写家信时都会添上几句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
同年12月21日起，他在美国用了五天时间写成了包括42首诗的组诗《红豆》，里面满满都是缠绵悱恻的对妻子的深情思念。这也许是闻一多意识到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强迫而结婚的，所以就对妻子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同情，从而有了更多的思念。
图 | 闻一多看着妻子织毛衣
抚平情感波澜与妻子没有坚固的感情基础，两人又相隔两地，丈夫的内心不免会有一些感情波澜。
1924年，学美术的闻一多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与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新朋友排演英文古装剧《杨贵妃》，也曾专程赴波士顿协助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琇等好友排演《琵琶记》。
可能是闻一多在戏剧参演中产生了一些情感波澜，但责任感不允许他再继续这段刚萌芽的感情。
同年10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的最后抄了一首他创作的英文诗，还在附言中写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其中，诗中有这么几句：“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
1925年夏，闻一多提前两年回国，在北平国立艺专任教。不久后，他就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
高孝贞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起玩和读书，她也因此习惯了自由。出嫁后，闻家的大家庭礼教反而使高孝贞难以适应。现在来到北平，三人小家庭让她可以自己做主，心情就舒畅多了，照顾丈夫也主动了。妻子的温柔体贴也让闻一多渐渐产生爱意。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
半年后，由于种种原因，闻一多离开北平，先后在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任教。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他和梁实秋一起到青岛大学任教。
夫妻俩时聚时分，直到1932年春，闻一多才把妻子和孩子接来同住。在此前后，长女立瑛不幸夭折，两人又生下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图 | 闻一多慷慨演讲
生活看似平淡无奇，殊不知，闻一多心中曾泛起过涟漪，而这涟漪甚至影响到他的作品。
在青岛大学时，闻一多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常向他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酒中八仙”每周末都聚饮，方令孺也是其中之一，就是闻一多拉她去的。
自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徐志摩经常写信去催。终于，在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还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
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是那样的回肠荡气。”
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亲密来往曾引起过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后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图 |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全家在武昌
战乱中的生活回到清华后，闻一多经常会带上全家看电影、逛颐和园、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一家人过着幸福温馨的生活。
然而，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6月，高孝贞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探望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一家被分隔两地，高孝贞十分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
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给妻子回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寄信后不久，闻一多便带着孩子们和保姆匆匆回到武昌。这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被邀请到长沙任教。不过，临大开学不到三个月，三校又因战局急剧恶化而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寒假期间，闻一多从长沙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当时，顾毓琇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一多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而闻一多却以不愿做官为由断然谢绝。高孝贞知道后，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接受这项工作，留在汉口和她一起照顾家庭。但闻一多不顾她的劝说，就是不同意。
她越想越生气，跟丈夫冷战起来。甚至在闻一多启程回长沙的那夜，她都没起床和他告别。闻一多走后，她也一个月没给他写信。面对这种情况，闻一多也很难过。
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信，请妻子原谅。其后又多次写信关心妻子和儿女，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对闻一多来说可是最残酷的惩罚。他终于忍不住了，写信责备妻子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
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之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她的气也已经消了。看到“当我已经死了”时，她心都慌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刚到昆明，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高兴极了，立刻回信给高孝贞。
这场小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是没过多久，又传来日军进攻武汉的消息，而浠水正是进武汉的必经之路。闻一多十分担心，妻子身体孱弱，怎么带着五个孩子逃离？忧心如焚的闻一多考虑了多种逃难方案，却仍无最佳方法，只能焦急地等待离开的机会。
很快，机会就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高孝贞和孩子们就可以跟叔叔一家一起到昆明了。闻一多得知后，赶紧写信给妻子，信中庆幸妻子和孩子们远离危险，又心疼他们奔波受苦，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人的爱。
图 | 闻一多任教的西南联大
患难见真情经过半年的担心、紧张，闻一多一家终于团聚了，可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
物价不断飞涨，然而教授月薪却没有随之增加。教授月薪在1937年是350元，到了1943年，月薪加各种津贴也只相当于1937年的8.7元。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这点薪水只够用十天八天。粮食不够，只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偶尔吃上一点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搬家后，高孝贞就带着孩子下河捞小鱼小虾，种点蔬菜。
闻一多没别的嗜好，就喜欢喝茶、抽烟。现在物价暴涨，他决心戒烟，高孝贞却不答应：“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话听得闻一多非常感动。
此后，茶没有戒，但降了档次；烟则降了档次，也改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之前抽的是纸烟，现在则是用高孝贞为他亲手炮制的烟丝弄的旱烟。工序虽然复杂，但比看着丈夫抽烟叶卷的旱烟被呛得咳嗽好受。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斗士，并在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经常在家人面前赞颂组织，赞颂同志爱。逐渐地，高孝贞也受他感染，成为了他的同志，坚定地支持着他的事业。
1944年上半年，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闻一多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昆明事变爆发。同年12月，昆明学生运动遭镇压，当场四人被杀、数十人受伤。当时的祸首李宗黄，竟然慕闻一多之名，附丰厚润例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不予置理。高孝贞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
图 | 闻一多治印糊口
1946年，反动派到处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攻击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就是其中之一。昆明的气氛变得十分恐怖，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快走。他离开的机会和理由也很多，可是闻一多却选择留在昆明，原因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妻子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7月11日，反动派暗杀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闻一多在深夜得知这个噩耗，不顾高烧，赶去医院，李公朴已身亡。闻一多抚尸痛哭，大声说：“公朴没有死！这仇一定要报！”
7月15日上午，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最后的演讲”，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的决心，和“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大门外被特务暗杀。
图 | 1946年6月全家在西仓坡合影
闻一多去世后，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而她的家成为了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1948年3月，高孝贞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1983年病逝，享年81岁。
不知道为什么，知道闻一多和高孝贞的爱情故事时，总觉得闻一多有着玛丽苏小说的霸道总裁男主气质。或许是因为闻一多平时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对着高孝贞却是含情脉脉、深情款款，像极了霸道总裁的人设吧；也可能是因为“不是一见钟情没关系，我们可以日久生情。”这句霸道总裁的经典语录，在闻一多和高孝贞的爱情里得到诠释；还可能是因为闻一多夫妻站在同一战线，夫妻共同进退的立场。不论像不像玛丽苏小说，闻一多和高孝贞的爱情是属于两人所独有的令人敬佩的爱情。
文｜未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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