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时就知道他有个弟弟，叫陈师曾，曾留学日本，攻读博物学。我当时对这个专业颇好奇，后来没弄明白也就不了了之。陈师曾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13年到北京后辗转几所大学担任教授，且善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
我想，这一点会让现在大学里那些只会把论文抄来抄去的教授们汗颜的。
青年时代的陈师曾，和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鲁迅是矿务铁路学堂的同窗，之后同赴日本留学。鲁迅在东京筹办《新生》杂志时，他就是积极的支持者和赞助者。他们交往甚密，一起收购过古籍和金石拓片，陈师曾还多次给鲁迅赠画，并为之刻印多枚——《鲁迅全集》里就有十余处提到陈师曾赠画的轶事。
民国初年，随着金石文字学的兴盛，篆刻也随之发展，至吴昌硕、齐白石而至顶峰。当时的篆刻家，多为文学书画等诸多才艺兼收并蓄的文艺家。陈师曾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篆刻既得益于浙派影响，亦与他从汉铜、鼎彝、砖瓦、陶文等古文字中广泛汲取营养息息相关。当然，他的治印与吴昌硕的深刻影响有关。陈师曾的斋号之一就是“染仓室”，其印谱亦称《染仓室印存》，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与吴昌硕在艺术上的渊源。他既师承于吴昌硕，又能跳出吴昌硕的路数，于吴昌硕的拙朴中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婀娜多姿、灵秀之韵。
齐白石曾经这样夸过陈师曾：
“吾友师曾，篆刻之道师缶庐，惟朱文之拙能肖其神，自谓学缶庐稍得之。故以染仓铭其室。学无二心，知者于篆中可能见之矣。予独知师曾在戊午（1918）己未（1919）之间渐远缶庐。周大烈亦语予曰：观师曾画用印，戊午以前师缶庐作，以后之刀法篆势渐远缶庐，苍劲超雅，远胜汉之铸铁，亦非前代之削做。”
我以为，这是一段较为中肯的评论。
我手上有一册《陈师曾印谱》，是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买来的。闲翻中碰到了一方与茶有关的闲章：下里茶饭。我对它的意思不甚理解。现在，就靠一己之思试着解读一番。
“下里”，总会让人想到另一个词：下里巴人，再远一点，就和阳春白雪联系起来。其实，下里巴人最早是春秋战国时楚国的民间歌曲。彼时的楚国，民间盛行歌舞，下里巴人就是其中的一支舞曲。宋玉的《对楚王问》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再后来，下里巴人就渐渐地引申成通俗文艺的意思了，最著名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到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如果和下里巴人的“下里”之意结合起来理解的话，“下里茶饭”应该是平民之茶，粗糙、质朴、实惠。
如此理解，是基于古代有大茶饭之说。
旧时，家贫者饮茶，买不起整片的好茶，只能以小钱买碎叶末的次茶，偶尔改善喝“大叶好茶”，只能找机会去吃酒席。因此，酒席宴饮之饭，就是“大茶饭”，比普通日常饮食好，常常与油水丰富相等同。但现在，大茶饭已有揩油、故意打劫之意了。
因此，陈师曾的“下里茶饭”，大抵就是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粗茶淡饭，平平淡淡，类似于《论语》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923年夏，他的继母病危，他哀伤过度加之连日劳累，竟致染病逝于南京，享年48岁。陈师曾的艺术生命就此戛然而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是中国文化艺术界的重大损失。梁启超在致悼词中称：“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吴昌硕的评价是“朽者不朽”，更加简洁，简直是对他艺术人生的最高评价。
顺便说一下，我见过陈师曾的一幅画，与茶有关，此画即《吃茶去》。画面简洁，只一壶一杯，右书“吃茶去”三字，将宋代从谂禅师的吃茶典故融入其中，却不多说一字。
顺便再说一下，我还见过陈师曾的两枚闲章，一枚为“壶中天”，一枚为“一味禅”。“壶中天”虽然容易让人想到酒事，而一介雅士的壶中之天，往往是品茗之事。“一味禅”三字，个个形销骨立，跟我见过的陈师曾的一帧头像气息相通。陈师曾与陈寅恪虽为兄弟，但我见过的他们的头像风格大异，陈师曾是艺术的清瘦，陈寅恪是学术的圆润。
扯远了，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