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3日，在天津西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落户的市民排起了长队。图/视觉中国
陆铭：户籍制度改革攻坚战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本刊记者／苏杰德
“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十四五’，乃至未来十五年，中国最为重要的改革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叠加，很快会带来人口总量负增长。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创造制度条件让人口流动，劳动力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缓解城市老龄化难题，提高城市竞争力。
城市人口增长不是规划可以限制住的
中国新闻周刊：“十三五”期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约45％，有人称之为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现象。如果不能将这些人市民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陆铭：已经迁移的人口，难以在居住工作的城市扎根，哪怕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人，也不能平等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种现象被称为半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在我国城市中，有大约30％的常住人口是外来人口，有待市民化。在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的一半已经居住超过5年，约20％居住超过10年。一般来说，国家内部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只要能够合法就业，能够加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人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应该均等化。
这种现象首先造成的问题就是不均等。公共服务应该起到均等化的功能，减少人和人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但是，长期以来，城市公共服务跟户籍制度挂钩，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现行户籍制度加大了城市内部人和人之间的福利差距。
其次，它还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大量移民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总想着回到老家，挣的钱总是用来储蓄。如果移民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对未来预期变得更加乐观，收入也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出现明显下降，消费就可以释放出来，既能够提高生活质量，也能够改善整个国家消费不足的局面。
第三，它会进一步制约城市化进程。就连长期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居住的人都不能平等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给还没有移民的群体释放了城市生活成本高、制度性不平等信号，他们就缺乏了移民动力。反过来，这会使得城市长期劳动力供给不足。目前，劳动力短缺比较严重的特大、超大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已经带来生产成本上升和服务业价格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