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老百姓这居家必备的七件事中，柴竟排在了第一位，然而，柴真的比米还重要？当然不是，其实这是个误解，柴字不过是沾了汉字中平仄音韵的光，这样读起来上口而已。但是，柴的地位绝不容小觑，打我记事时起，主持家政的外婆每每说起自家日子的窘迫，就会有一句口头禅：唉，咱这日子，愁完锅上头的还得愁锅下头的。这里说的“锅下头的”就指的是柴，也可以称柴禾、柴草等。
那么，在我们这样的小镇上生活，居民们做饭烧水究竟都烧些什么呢？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是草。为什么去掉了柴呢？大家都知道，汉语中的柴字更多的时候指的是木柴，这对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几乎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这样一来，人们要解决“锅底下”的问题就需要多条腿走路了。有人力的家庭可以到荒地上割刈、捡拾，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就要去市场上买，我家的情况就属于后者。草的种类大体上就有茅草、沟渠边芦苇和农作物秸秆等。特别是秋冬之际，有闲的农民就用一种称作“耙子”的工具在收割后的农田里或荒场上，将农作物的枯枝败叶和杂草收集起来，老百姓称其“耙搂”，外婆就最喜欢烧这种草，说它容易分拣，而且燃余存有较长时间的底火，老人家就常常利用这种余热，把红薯或土豆埋在灰烬中烧熟了给我吃，那效果、香甜与今天街角处卖的烤山芋一个味道，成为我儿时最甜蜜的回忆。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种柴草，它极具地方特色，这就是稻皮（壳），我们是农业县，全县几十万亩土地多半是水田，稻谷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副产品就是稻皮，当年科技欠发达，谈不上综合利用或深加工什么的，稻皮的主要用途就是当柴草烧。就是这么一宗不起眼的东西，正好解决了老百姓煤炭紧张、柴草缺少的尴尬。可是，要将这物美价廉的燃料从生产地运输到家里却并非易事，因为它需要解决包装、运输、储存等诸多环节的问题。
首先说包装，那是需要几十条标准麻袋，普通人家根本没有，有的也是千疮百孔，所以谁家轮上这样的情况就得张家借、李家找，东拼西凑，实在凑不上就要采取周转的办法，即先运一批倒在家里，腾出空袋子拿回去再用，麻烦之大可想而知。如果说麻袋还有的可借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运输工具对人们则是更大的考验，因为当时那种称为“排子车”的胶轮人力车非机关单位莫属，老百姓个人绝不购置这种生产资料，所以就要动用或开发各种人情关系去向公家单位借用。应该说，这要比借麻袋的难度大多了，因为一用就要大半天，很难打准这个时间差。记得那时母亲就经常找附近的一家蔬菜商店去借，每次都要给那管事的人一包“永红”牌香烟。至于想到把稻皮在打米机的出口处灌入麻袋的情形，酷热、刺痒、窒息，堪比渣滓洞的酷刑，考虑到尊严，不去细说也罢。
六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开始向城镇居民有计划按人口地供应煤炭，人们的家庭能源结构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主要标志就是从原来茅草型软燃料变成了煤炭型的硬燃料。这期间形成的一道风景便是进入冬季烤火期，指标煤的供应数量较平时翻番，且时间相对集中，与其说买煤干脆不如说抢煤。不久，煤炭供应中型煤的出现，茅草就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煤球所产生卡路里的效能，蜂窝煤使用中的便捷，将老百姓的生活推高了一个档次。特别让人欢喜不已的是蜂窝炉子如果管理得当，竟可以燃烧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也不灭，一旦灭了，便可请邻居烧红一块生煤夹到自己家的炉具中，省却了重新燃点的许多麻烦。一俟进入八十年代，煤制气与天燃气的普及彻底逼退了煤炭的使用，家庭主妇们喜气洋洋地欢呼炊事劳动进入了当年李瑞环市长所说的“老太太一掰就着”的燃气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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