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因为这场爆发的疫情，中国中止或者说放缓了去杠杆的进程，货币政策重启相对宽松，社融规模接连创出新高，传导到市场即出现了以深圳、杭州为代表的部分城市房价暴涨，甚至出现了普遍的“楼市打新热”。
从央行在2021年1月29日发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20年末，本外币住户经营性贷款余额13.6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0%，增速比上年末高出7.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2.27万亿元，同比多增了1万亿元。
住户部门贷款即为个人贷款，由住户消费性贷款和住户经营性贷款组成，即消费贷和经营贷。
相比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5.22%、二套房贷平均利率5.53%的贷款成本，经营贷的利率低至3.5%至3.8%。于是，在为数不少的城市购房者手中，这些贷款在一开始就通过难以追查的方式成为了居民的购房资金。
在资金和通胀预期的多重驱动下，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一线楼市最终酿成了成声势浩大的上涨行情，这种状况持续到2021年1月份，并最终带动了70城房价同比涨幅扩大。
直至2月份，深圳、上海等城市不得不慌忙出台更严厉的调控政策。
再多的担忧都不过分。如果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分母衡量居民的杠杆率，2020年已经相比2012年翻了一番，达到127%，接近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高点 。
如果经济增速能与之匹配，我们尚有乐观的底气，但事实并不如此，过高的房贷规模与增速，带来的就是放大的金融隐患。
居民归还房贷的基础来自于工资或经营收入，但是，在当下的经济增速下行时期，家庭成员遭遇裁员降薪或经营困境的概率在加大，过高的月供负担意味着较大的房贷断供风险。
这种状况也是郭树清此次所警告的：很多人买房子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或者投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持有那么多房产，将来这个市场要是下来的话，个人财产就会有很大的损失，贷款还不上，银行也收不回贷款、本金和利息，经济生活就发生很大的混乱。
同时，如果房贷规模增长持续超过居民收入增速，房贷支出毫无意外的将挤占家庭其他开支，放在一国之下，造成的就是内需的萎靡。
历史有迹可循，日本与美国吃过苦头。
在1980年代后期，受热钱涌入与量化宽松背景的驱动，日本国内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 随后又由于货币政策突然转向，从1989 年起连续加息，并叠加土地政策急刹车，1992 年出台“地价税”， 导致日本国内地产泡沫全面破裂并传染至金融系统，日本经济自此一蹶不振。
